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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开铸铜元时间比安徽早，1901年即已紧随广东、福建之后在湖北银圆铸造十文铜元。但湖北铜元却是1902年8月才成立的。湖北铜元文字简洁（面值仅“当十”二字）、图案、铸造。1905年2月汉阳工厂也开始铸造铜元，产量大，可惜设计、铸造较差，第二年就被下令停铸了。此后浙江、奉天、湖南、北洋直隶、四川、江西、吉林、山东、江苏、河南、广西、云南等省地也陆续开始铸造，这些厂除了广西之外，都在建设不久开始了大批量的生产，数年之间，铜元遍布全国。
新式铜元铸造，远非传统手工铸钱所能比拟，不易伪造、私铸；它式样新颖，中间没有穿孔，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质量；它成划一，标明与银圆或制钱的固定比值，“通行市肆，民间称便”。因此铜元发行初期，其价值甚至超过币面价格，在市场流通时普遍有5%?15%的升水。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一元银圆在苏州只兑铜元88枚（升水率12%），杭州可换90枚（升水率10%）。
红军时期也仿造银元，红军瑞金苏维埃政府时，仿造了一批银元，主要是袁大头。红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是打土豪分来的钱，此外在苏区内部也征收一定份额的税金。当时苏区共有三百万人口，发行自己的货币、邮票、但税源毕竟有限。据史料记载:红军用打土豪分来的银器融化，仿造袁大头。高时一天可出厂1万个。由于含银量高，（北洋政府造银元含银量规定为85％）颇受白区商人欢迎。为了使新造银元和旧银元一模一样，工人们又上山采集草，用草煮新造出来的银元。这样，新旧银元无两样，让敌人也无法辨别哪是红军的，哪些是国民党造的，也可以在白区做生意流通使用。后来，为了使这种银元与白区银元区别，在制造的银元中凿了一个“工”字，称“工字银元”，意为“工农”。
1913年之后，还有很多省份铸造过新式铜元，比如天津（共和纪念币等）、河北（张家口的口北造币厂铸有“中华铜币”十文、双枚）、安徽（安庆造币厂在1919年前后铸造“开国纪念币”）、陕西（陕西一分、二分）、甘肃（开国纪念币二十文、沙版铜元等）、云南（拥护共和纪念50文、五仙铜币等）、广西（八年一仙）、贵州（黔字铜元）、奉天（东三省一分）等。其中四川铸造的时间长、年份多、面值全、产量高、流通广。广西、贵州、奉天则一两种投入流通。大面值的流通币是200文，只有四川、河南大量铸造发行。小面值的是民国37年的半分。500文币河南军阀在1930年前后铸造过，未正式发行。
古钱币流行高峰期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哪些？
1.促进市场流通:古钱币的广泛使用简化了交易过程，使得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变得更加便捷，从而提高了市场的流通效率。这种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，增加了市场的交易量。
2.推动社会分工: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，不同地区和个体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生产活动，通过货币来交换所需的商品和服务，这样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效率的提升。
3.增强国家财政收入:在古钱币流行的高峰时期，国家通过征税和铸币等手段获得财政收入，增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。这对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对外战争等活动都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综上所述，古钱币在历史上的流行高峰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的推动作用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结构，也为后世的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。
据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七月二十二日《财政处庆王奕?等折》奏称，“（户部造币总厂）所造三品之币，即文曰大清金币、大清银币、大清铜币，通行天下以归一律”；“铜币计分四种，大者重四钱，值制钱二十文；次重二钱，值制钱十文；又次重一钱，值制钱五文；小者重四分，值制钱二文”。显然，这里提到的铜元都是指乙巳纪年的大清铜币系列。这一年总厂获得400万两银子的拨款，专门用来铸造户部新设计的银币、铜元。
为了统一铸币于户部总厂，在1905年还发布命令，对地方各省厂提出几条要求:（1）各省现有之厂，不得沿用旧名，应统名为户部造币分厂，冠以某省字样，以示区别；（2）各省现有之厂使用的旧式币模，“应一律即行停废，拟令各省于未经颁到祖模之先，一律暂行停铸”；（3）各省应将历年所铸铜元数目，“查明自开铸起共铸出若干，现积若干，民间需用数目若干，并已经行销州县若干处，其购定物料铜斤未经铸造者尚存若干，限三个月内先行据实报知财政处、户部”；（4）各省应关闭那些尚未开始经营的铸币厂。